西安智障奴工救赎之路 公益律师协助奴工维权索赔

　　一张揉皱的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七个姓名：武利娃、唐小文、段军娃、何文、刘小平、李福亮、王小卫……纸片的末端，是两个字——“救命”。

　　这张纸条，是47岁的陕西人段军娃被拘禁在陕西省高陵县黑砖窑时写的。上面记的，都是和他一起做苦工的智障人的名字。

　　2011年11月25日，北京。四个月前从黑包工头手里逃脱的段军娃，在“心智障碍奴工现象法律” 研讨会会场，一字一顿念出了纸条上的名字。其中，有的人已经逃离;有的人还不知何处。

　　何文就是后者中的一个。他的父亲何智民，也在研讨会现场。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他已经苦苦奔波了一年多。

　　会上，63岁的何老汉清唱了一首自编的歌谣：“我的儿呀在黑砖厂，黑势力控制他到处藏，智障人不是猪也不是羊……”唱着唱着，他哽咽起来，吼了一句：“老陕的公安他呀他不管!”

　　段军娃逃亡 险象环生

　　段军娃，陕西省三原县新兴镇西段村人。瘦小，不善言语，神色木讷。他没有老婆孩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平日除了务农，也到镇上打些零工。

　　2010年6月的一天，段军娃在镇上帮人盖房。同村一个叫杨娟的女人问他是否愿意出去打工，“包吃包住，每天有几十块钱。”

　　随后，段军娃被带到高陵县高墙村的冯家窑。智力正常的段军娃很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这家砖窑，他每天从凌晨4点干到晚上12点，主要工作就是搬运烧好的砖。双手被烫得满是血泡，稍有怠慢，便招致毒打。惟一的报酬，是每天中午12点的一顿饭，只有白馒头和凉水。

　　段军娃告诉财新《新世纪》，带领这七八个人的工头叫“老方”，他们辗转于关中各个砖窑。和他在一起的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障。每到一个砖厂，老方都说这些人是他的亲戚。

　　段军娃读过几年书。他留心记下了一起在砖窑劳作的另外六个工人的姓名和籍贯。逃跑，是他惟一的念想。他前后跑过六次。前五次都以失败告终。他沿着公路狂奔，老方每次都是骑着摩托车把他抓回，回去便是一顿毒打。

　　有一次，老方直接操起钢钎戳段军娃的嘴，上嘴唇和牙床被扎出了豁口;还有一次，他被打断了两根指头;最严重的一次，老方用石头把段军娃的后脑勺砸得血流不止，就抓了一把热炉灰抹上去。“有时候还会撒玉米面。”段军娃说，这是老方打人后止血的方子。

　　段军娃最后一次逃跑前，老方带着智障工人回到了他的老家，陕西安康市谭坝乡赵梁村。有时，老方会安排工人们上山伐树、挖草药。“他们一家老小都看着我们。”段军娃说。

　　2011年7月的一天，晚10时许，段军娃终于找到了机会，翻出土墙，沿着林间小路狂奔。讨了几顿饭后，段军娃在安康火车站向人要了20元钱，买票从安康回到了三原县。他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消息，很快传遍邻里。正在寻找儿子的何智民找上门来。

　　何老汉寻子 从未放弃

　　何智民一年多来都在找自己的儿子何文。他认定儿子也被拐进了黑砖窑。

　　何智民家住三原县城关镇西关东村。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开挖掘机，小儿子在外打工。二儿子何文，36岁，脑子“有点不好使”，但“淳朴善良”。

　　2010年6月，何文走丢了。他是被一个电话叫走的。一个女人对他说，有一份工作，包吃包住，一天给70块钱，还给一两包烟。他骑着自行车乐呵呵就出了门。

　　两天过后，何文还没有回家。打他手机，关机。何智民慌了。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他和大儿子找遍了三原周边的三个县，没有何文的任何消息。

　　何家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何智民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独自开始寻子之路。他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寻人启事，还专门做了一张名片大小的寻人卡片，见人便发。

　　他把每天寻子的点滴记在日记里。“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时常听人这么说，他开始注意砖窑，把三原周边几个县的砖窑方位信息绘成了地图。

　　在敦化县枣阳庄，有人说看见何文了;在高陵县楚榆乡，也有人说见过何文在一个砖窑干活;还有一个自称见过何文的砖窑工人说，一个叫“老方”的包工头，带着跟何文一样的七八个智障工人，辗转各地给砖窑打工。

　　2010年8月13日，西安高陵县一个叫“吊渔寨”(音)的砖厂，有工人告诉何老汉，看见何文了，就在砖厂里。

　　何智民赶到这家砖厂，但被门口狂吠的狼狗堵住了去路。透过铁门的缝隙，隐隐约约看到里面有四五个工人。何智民认为其中就有他的儿子。

　　何智民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仅凭一面之词不能出警。等到他带上目击者再去报警，警察终于出警查探时，这几个工人早已不见踪影。

　　警方没有立案继续追查。“你是三原人，最好回那边去报案。”一位高陵民警对何智民说。当他回到三原，三原警方又说，这事是在高陵发生的，管辖权不在三原。

　　无奈之下，何智民到陕西省公安厅信访。公安厅的信访告知单称，何智民的案子归西安市公安管辖;西安警方的信访部门告知，此事属其下辖的高陵县公安管辖。

　　皮球又踢回高陵警方。何智民并未放弃。2010年12月18日，希望再次降临。何智民接到了大儿子的一个电话，称有人说在高陵县土地局门口看到了何文。他一阵狂喜，叫外甥开上小汽车直奔高陵县。到了高陵县，何智民发现蜷坐在一辆三轮车车斗里的智障男子，并不是何文。

　　这个人叫刘小平。

　　刘小平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自己家住何方。更重要的是，他说他还认识何文。他告诉何智民，他和何文都在给老方干活，就在高陵的砖窑里。他们还曾约定，谁要是先逃出砖窑，就让对方家人来解救还未逃脱的人。

　　何智民赶紧拨打《华商报》的热线，称自己找到了一个从砖窑逃出来的智障工人。“我儿子还在里边，没有逃出来!”记者闻讯扛着摄像机，乡镇派出所民警齐齐出动，前往刘小平所指认的砖厂。

　　不过，他们既没有找到何文，也没有见到老方。砖厂的工人看着刘小平，都说对他毫无印象。

　　在当时《华商报》的报道中，有窑工向记者表示见过老方。他在几个月前，带了几个看上去有些智障的工人来干活。老方说都是他的亲戚，他们的工资也由老方代领。

　　不过，这种说法被警方否认。高陵县公安局政工科的王主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现场没有人能指认刘小平、老方或者其他智障工人。

　　无功而返。何智民只好带着刘小平回到高陵县公安局，等待刘家人来接。

　　刘小平惨遇

　　刘小平，30岁，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杨地镇双岭村人。三岁时发高烧，造成左半球脑末期供血不足，成了中度智障。

　　刘小平的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再婚后，搬去了西安市郊的东三爻村。弟弟刘小威在西安读大学，妹妹在外打工。他一个人被留在老家，由小叔叔照顾。

　　2010年的春节，弟弟把刘小平接到了东三爻村，一家人一起过年。大年刚过，刘小平走丢了。

　　一家人找遍了西安城区，还在《华商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但一直杳无音信。直到2010年12月19日，刘小威接到老家的电话，说找到了刘小平。

　　“兄弟，我被人打惨了!”刘小威一赶到高陵县公安局，刘小平便大喊他的名字。弟弟眼前的刘小平，穿着一件粉红色棉袄，套着一双超大号皮鞋，手脚大面积溃烂。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腐肉的味道，已经不能行走。

　　当晚，家人给刘小平洗漱时发现，他的裤子已经完全黏在了腿上。家人用淡盐水把他的裤子给撕下。他整个腿部全都溃烂，一只脚前半截呈现出水泥色，另一只腿上还有手术的伤痕。经医生诊断，刘小平感染严重，全身多处三度烧伤，腿中的钢板还未取出。

　　刘小平断断续续向家人讲述了十个多月的经历：离家后的第三天，他走到西安市西北方的咸阳市渭城区，遭遇一起车祸，腿被撞断。肇事司机把他送进医院，住了三个月。手术中植入的钢板尚未取出，肇事者把刘小平领出医院，带到新租的平房，雇佣一个保姆照顾他。但没等到刘小平痊愈，肇事者连同保姆都不见了。

　　刘小平从这间小平房跑了出来，从此流落街头。

　　大概在2010年6月，刘小平在流浪途中碰到了一个女人跟他搭讪，还给了他一个馍吃。女人问，愿不愿意去打工?包吃包住，每天还给几十块钱。刘小平跟着她走了。

　　这个女人是老方的人。其后，老方先后带着刘小平，在高陵县三个砖窑和一个工地干活。

　　白天，砖厂刚烧出的砖还未冷却，工人们就被迫去搬运，双手被烫得伤痕累累。晚上，刘小平和其他的智障工人一样被铁链锁在出租屋的暖气管上。

　　后来，因为手脚伤势严重，刘小平连行走都困难。老方把他扔在了郊区的公路旁。他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了高陵县城，最后被人发现。

　　自2007年6月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被披露，举世震惊，类似事件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就在刘小平回家后的第二天，高陵县劳动监察和公安等部门，开始对当地砖窑进行地毯式的搜寻，严查非法用工。高陵县公安局与负责重案侦查的西安市公安局第八刑侦处，则针对刘小平受到的非人待遇，开始了调查。

　　警方称，经过排查，高陵县境内没有发现非法用工的情况。刘小平车祸之后的经历，警方调查得出的版本也与家属讲述的版本大相径庭。

　　高陵县警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他们调取了发现刘小平时的监控录像，查证了多名见过刘小平的环卫工人。警方认为刘小平身上的伤，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天气寒冷，而刘小平脑子又不清醒，他抱着火炉取暖，把自己的四肢严重烫伤;后来脚部又被严重冻伤。加之调查的砖窑无一人称认识刘小平，警方认为，关于刘小平被拐入砖窑做苦工并受到虐待的说法，可信度不高，甚至有有可能是寻子心切的何智民教他说的。

　　至于刘小平指认的老方，警方也作为一条重要线索进行查证。但高陵境内并无老方踪迹。警方追查到老方在陕西安康市谭坝乡的老家，也没能找到他。

　　据此，警方认为证据不足，刘小平被奴役案至今未立案。

　　救赎之路 维权之艰

　　何智民本以为警方能通过刘小平找到老方，进而救出自己儿子。但证据的缺失，让他的希望落空。

　　刘小平的弟弟刘小威也感到困惑。哥哥好端端一个人，失踪了十个月，遍体鳞伤回了家，就没有人为此负责?

　　一个叫杨冰的公益律师出现，让刘小威看到了希望。杨冰是北京一家专注于残障人士权益保护的机构——“亦能亦行”残障研究所的公益律师。通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杨冰希望能为刘小平提供法律援助。

　　“我们想以公益诉讼的方式来推动这个案件。”杨冰说，因为刑事程序的停滞，“我们只能是以民事诉讼的方式，把一个刑事案件作为公益诉讼来打。”

　　杨冰一边帮助刘小平起诉肇事车主，一边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向把刘小平作为劳工使用的砖窑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经过调查，杨冰认为事实绝非上述警方所述。多方证据表明，刘小平手上多处被铁索勒伤的痕迹，不是“抱火炉”能抱出来的。同时，不少砖窑窑工，在警察面前不敢承认见过老方和其他智障工人，但在律师取证时，还是提供了相应的证言证据。

　　然而，当律师带着刘小平去指认究竟哪个是他干过活的砖厂时，刘小平却说不清楚。因为证据不充分，难以提起诉讼，杨冰只好将此事搁置。

　　段军娃此时出现，为一切带来了转机。

　　何智民赶到段家，见到段军娃就掏出寻人的卡片问，“你见过他吗?”

　　“他是何文，我们在一起干过活儿……”段军娃说。

　　何智民意识到，这次自己有了铁证，警方必将立案抓捕老方。

　　这一次，三原县公安局听完了何智民和段军娃的叙述。2011年8月11日，三原警方进行了案前侦查。但事情不像何智民想象中那么顺利。

　　“我们去了高陵，去了安康，没找到老方。”三原县公安局局长王涛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在没有抓住老方之前，何老汉他们的说法都是一面之词。黑砖窑奴工的事情，现在还证实不了。”

　　何智民决定自己行动。他带着段军娃和《华商报》的两个记者赶往安康，寻找老方。

　　但老方确已不知所踪。他家中只有其父母和儿子。不管询问什么，方家人都一无所知。

　　段军娃指着屋里的箩筐，认定这是他们上山挖草药时的工具。有人从屋里找出一根铁棍，段军娃说，那就是老方用来打他们的。但除此之外，段军娃也无法再给何智民提供更多的线索。

　　找不到老方，何智民等人只得悻悻回到三原。

　　何智民常去公安局询问，但从没有任何好消息。“有的杀人案我们现在连人都还没抓着，你丢个人的事我们哪顾得上?”有警察如是回应。

　　目前，何文是流浪街头，还是仍为奴工?会不会被顶包入狱，或成为现实版“盲井”的受害者——何智民不敢多想。

　　被奴役，被解救，疾病与贫穷缠身，直至被遗忘。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上千已被解救的智障奴工最终的命运。自山西黑砖窑事件曝光以来，媒体所披露有关智障奴工的重大案件已有数十起。这些最终回家的奴工，仅能从政府有关部门得到少量的“慰问金”。他们无处索赔与维权，也没有人为他们的遭遇道歉。

　　但何智民的希望还未完全丧失。当刘小平和段军娃再次相见时，他们分别认出了对方。“有了段军娃这个证人，证据就齐备了。” 杨冰表示，他们下月即将前往陕西立案，向使用过刘小平的砖窑索赔20万元;同时，也将帮助段军娃向这些砖窑、工地索赔。

　　何智民曾发过誓，这辈子一定要找回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只是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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