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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影:从中世纪教会法谈“信仰法学”

林影 2014-05-13 10:55:14
林影:从中世纪教会法谈“信仰法学”



在西欧各国,中世纪法律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就是同神学世界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神学又处于支配地位。本文将从特有角度来研究中世纪教会法学,提出并阐述“信仰法学”,以中世纪教会法学为切入点来分析“信仰法学”的社会基础与现实意义,并结合其他学科对其进行全面补充。

在西欧各国,中世纪法律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就是同神学世界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神学又处于支配地位。本文将从特有角度来研究中世纪教会法学,提出并阐述“信仰法学”,以中世纪教会法学为切入点来分析“信仰法学”的社会基础与现实意义,并结合其他学科对其进行全面补充。

从教会法学延伸到“信仰法学”更具有针对性与说服力,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域与群体都需要一定的信仰作为支柱,来维持一种社会平衡,基于这种“信仰”上升的法学对信仰对象更具有约束力,更会节约法律执行成本。

一、何为“信仰法学”?

“信仰法学”是本人在认真钻研《西方法律思想史》之余反复思考的概念产物,起因于本人在了解中世纪教会法学的时候对神学、对宗教、对“信仰”的长久思考。我们一般会单纯从法律史角度对教会法学进行研究,认为当代已经不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时代,完全的教会法学已经不再可能,教会法学只能作为当今法律制度的渊源之一,且影响有限,远远不及古罗马法与古希腊法。本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局限在了对于“宗教”与“信仰”的对等理解上面,而并没有对“信仰”进行深刻思考,现在本人将谈一谈对“信仰”理解。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框架,它对于个人、群体、社会的约束力正是来自人们对这种“信仰”的信仰,它在人们心中就是法律,当人们触犯这种法律时,不会有“看得见的手”对其进行惩罚,而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对其进行敲打,这种敲打没有时间界限,没有标记,不会存在侥幸,随时而来,也没有具体消除方法。而我们所说的“宗教”就是这么一种信仰,是一种被组织化,被宣传化,被实体化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无宗教者也有很多,而他们的行为却并没有触犯宗教的戒令,他们同样可以约束自己,他们同样可以传播仁爱,他们同样被人们称为道德典范。因为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遵守自己的信仰。

那么何为“信仰法学”?就是综合特定群体、特定时代的社会主流“信仰”而建立的法学制度。这种法学思想的传播,法律规范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单纯的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出发,而是考虑到群体的主流“信仰”,把这种主流“信仰”上升为法律制度,作为规范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可以分为主动的与被动的;有意识的与潜意识的;本土的与移植的等。

我在这里提出“信仰法学”概念,是认为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就是我所倡导的“信仰法学”的特定历史产物,简单一点就是:它就是中世纪的“信仰法学”。而我之所以提出“信仰法学”的概念,是认为这个概念完全可以适用于当代法律,是不同于简单的“教会法学”的。

二、“信仰法学”的基础与现实意义

本人认为任何一个群体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信仰法学”的,也可以说任何一部合理的法律都是符合“信仰法学”的。教会法学就是最明显的,最容易制定的“信仰法学”,教会有明确的典章教义,对教众有一套严格的行为标准,再加上有严密多层次的组织机构,所以说中世纪教会势力强大,制定出“信仰法学”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即使到了政教不合一,宗教政治势力微弱的现代国家中,因为大多数国民都是宗教徒,自然而然制定出来的法律就是考虑了社会主流“信仰”的。遵从了社会主流“信仰”,制定法律的人觉得合理并尽量自觉遵守,执行法律的人也会觉得合理并尽量自觉遵守。

那么在并没有主流宗教,并没有被实体化的主流“价值”情况下呢?人民大众永远是制定“信仰法学”的基础。在没有主流宗教,没有如宗教般的明确教义情况下,主流“信仰”也是很容易被立法者判断出来的,立法者首先就是特定群体中的人民,即使他不是主流“信仰”的奉行者,确也是“信仰”的知晓者,更何况立法者并不是某一个个人,他们背后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是会遵从社会主流“信仰”来制定法律的,因为此“信仰法学”是最容易被自觉执行,运行此法律用的是最小的社会成本。当然,我们也不会期望法律完全符合民众期望,一方面是由法律的本质决定的,它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将自身意志上升到国家意志的产物,同时法律本身就是存在僵硬性与滞后性,有很多不符合立法初衷的情形。

谈论“信仰法学”就必须联系到它的现实意义。我国虽然不是一个有着主流宗教的国家,但是制定“信仰法学”对我们有着莫大的意义。在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信仰法学”应该是基于儒家文化而发展的一系列封建法规,虽然这是统治阶级刻意传播并推行的,但在当时确实是我国的主流“信仰”,当时的妇女就是不能工作,要在家生孩子,母凭子贵,重男轻女等,当这些儒家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上升到“信仰”高度时,我们可以说统治阶级制定的一些列法规已经是“信仰立法”了,已经能在最大程度上节约统治成本了,人们已经开始在自觉遵守这些“信仰”了。而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的问题:“恶法是法否?”,可以说儒家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有利于封建社会稳定,却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这里所强调的当代“信仰立法”并不是要求所有都是完全积极向上的,因为评价一个法律的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的适用人群要用不同的标准,但是也是要有底线的。我们要防止多数人的暴力,要与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标准相挂钩,要与人类文明相挂钩,不能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建立一个合理的“信仰立法”,一是引导大众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二是统一民众信仰,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和谐;三是节约社会成本,不仅是司法成本还是社会改革成本。所以建立“信仰立法”对于我国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不可小视。

三、完全“信仰立法”的不足与补充

我们既要倡导“信仰立法”,又要杜绝完全的“信仰立法”。立法者制定一部法律,不仅要吸收前人各个学派的法律思想,还要考虑到当今社会的物质基础,考虑到特定群体的不同需求,考虑到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又要不得不遵守于身处的政治体制模式。一部法律的问世是集结众多法学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果。个人具有偏见性,群体也是有偏见性的,所以立法者摒除“信仰糟粕”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顺从社会人民大众主流“信仰”制定法律,却又不得不提防主流“信仰”的易变与不公平,不能转嫁矛盾与风险。

“信仰立法”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完全判定并遵从社会主流“信仰”是很难实现的,即使你已经知悉了主流“信仰”到底是什么标准,基于立法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即使“信仰”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能促进社会发展,但是统治阶级即立法者也会从社会统治方面对其进行审查与研究。每一个如此类型的单向性的“信仰立法”都是比较艰难的,却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长足动力。

由于可以出现特定群体“信仰”的局限性,它并非正确,并非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并移植外部群体的“信仰立法”,将本土与移植相结合,将群体与群体相结合,将历史与现代相结合,综合性的考虑立法,而并非单一的信仰。单纯追求信仰,就会变得如中世纪的教会法学一样,发展到后面就阻碍了社会进步。




本人认为一个稳定并向前发展的社会群体,必要要有一个统一的主流“信仰”,但此信仰并非单纯的宗教,而是思考于人民大众的精神层次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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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影律师是上海著名的刑事案件专职辩护律师,上海东方大律师栏目刑事辩护特邀咨询律师,上海国巨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百强大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全国律师协会会员,上海律师协会会员。其事迹被收入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刑辩大律师》一书,该书对林影等100名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做了详细的专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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