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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燕律师:独角戏之辩护人暢想曲

吴小燕 2014-06-04 13:35:57
吴小燕律师:独角戏之辩护人暢想曲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

我常常想,如果人生是一场戏,那么律师出庭,就是一场人生大戏中无数次极其微小的出场,连折子戏也算不上。可是,演得好,同样也可以让人观赏一下,回味一下,茶余饭后点评一下;演砸了,可能被喝几声倒彩,没准还被丢几个臭鸡蛋。我不敢保证不被喝几次倒彩,但要尽量避免被人丢臭鸡蛋,对不?

都说商场如战场,如今时过境迁,商家都学会了把竞争对手变为盟友,共同把市场这块蛋糕做大,讲究起双赢了,一致去对付消费者。而在刑事辩护的法庭上,除了交通肇事罪等过失犯罪,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场不可能双赢的角斗。特别是就罪与非罪来说,控方辩方都是一个结局:要么我被老虎吃了,要么我杀了老虎。我心里明白,那个叫“配合”的东东,就象谈恋爱,成不成功不是单方能决定的。那个东东,既考量我的沟通技巧也考量当事人的领悟能力。相互频道对头的、匹配的沟通灰常灰常滴重要,鸡同鸭讲是不行的。这种配合,最忌被告人破礶子破摔,或者出尔反尔。虽然翻供是常见的,但被告人当庭翻供会使辩护律师不得不把事先准备的攻防方案推倒重来,全部重启,“备课”中准备的理由和证据可能都用不上了,辩护效果也难以保证。而且,被告人自己也会因为认罪态度不好而被重判。不久前,我就不幸遭遇了一次当庭翻供。还好,侥幸逃脱了臭鸡蛋。

二O一四年三月,被告人肖某(化名)等人贩毒案经过我阅卷、会见和开庭前的准备,可谓了然于心。

肖某作为贩毒团伙的马仔,犯罪事实有其自己作的数份口供,上面清清楚楚记着,“我还帮人卖毒品”,“我还贩卖毒品”等句子,他的口供与其老板及交易对手、上有卖家下有买家,有他们的笔录相印证,起诉书上所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点也不为过。当然,因为毒品犯罪的隐匿性,大部分买卖交易的毒品已经消费掉,物证上确实存在缺陷,因此,肖某在我会见时仅对部分交易的毒品数量与未能查扣的毒品成份提出了异议。他的异议在我的《律师会见笔录》上记载下来,作为提出辩护意见时的重点参考。研究该被告人的资料,这个肖某,已经从二进宫到三进宫,这次不要说很难脱罪,就连从轻发落也是让人费尽心机。从法定从轻减轻到酌定从轻减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从犯的理由,也算勉为其难了!如此清楚的罪名和案情,我得以提前将辩护词拟好,甚至对判决结果也作了大致预测。

没料想,就是这个肖某当庭翻供了,他将所有认罪记录都辩称自己因吸毒,脑子不清楚,认为检方对自己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律师作为具有独立辩护地位的辩护人,可以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可以作罪轻辩护。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被告人在庭上突然声明自己无罪时,即使辩护人明知其有罪,也不能作罪轻辩护。否则,辩护人就成了指控人。面对严阵以待的检察官,仓促中提刀来战的我,简直是一场裸奔,一次肉搏。可是,我不能苛求一个被羁押已久的被告人,他们受情绪、性格等诸多因素影响,常常会让他的辩护人措手不及,不可能象辩护人一样理性。不管当事人发出的声音如何毫无征兆,如何猝不及防,我都必须临场发挥,将“无理”变成“有理”。或者,至少让被告人和他的家属们听起来“有理”。在刑辩场上要天衣无缝、毫无破绽地演一出可能连我自己都认为“无理”的辩护,那真是一场富有挑战意义的、令人兴奋的独角戏!好在同案犯有十多个人,我立即抓住质证及辩论的机会,对检方进行“火力侦察”。

进入辩论阶段,辩护方十八名律师向控方发起了连续进攻:有的和风细雨,有的雷霆万钧。再看控方:那位检察官我私下给她起了个绰号“女超人”,不温不火,不卑不亢,始终以快速的节奏、清晰的言辞一一应对。这场车轮大战,她粮草先行,弹药充足,显然胸有成竹,一副信心满满、胜券在握的姿态。

我在辩护人席上急速整理思路。可怜打印好的辩护词东涂西改,早已面目全非。刚才,对卖方同案犯的证词进行侦察时,作为卖家的同案犯又作了对肖某不利的证言。但同时也露出一个破绽:那就是针对肖某贩毒的主观故意,他用了表示猜测的反问句。本辩护人立即紧抓不放,追问指使肖某为其跑腿的老板和对方交易人。庆幸的是,肖某的老板当庭作出了一个肖某对运输、贩卖毒品不知情的肯定答复,这是唯一一个对肖某有利的证人证言。紧接着,与其对接的交易人又称,根本不认识肖某!没见过他,不认得他!

接着,就其购买毒品的下家,肖某翻供后,其供述因没有其他人证、物证相印证,就成了一个孤证。而肖某本人又是一个吸毒人员,系因涉嫌吸毒而不是贩卖被当场传唤讯问。且当日电话通信记录表明正是所谓的“下家”叫肖某来一起吸毒,玩游戏,而肖某被拘时口袋里连买一克毒品的钱也没有。这些就是在庭审中获取的可怜的反击材料,不是机关枪,没有火箭弹,当然离作无罪辩护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办?

我悄悄扫了一眼旁听席——也许因为事不关已,也许二天下来对枯燥的法言法语有些厌烦了,他们开始坐得东倒西歪。我开始胡思乱想:肖某有没有亲人在里面呢?象幼儿园的老师一样和颜悦色的女法官怎么会那么好脾气呢?轮到我发表辩护意见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清了清嗓子,将话筒拉近,摆出一副明知老虎要吃我,我也掏出粉拳,先打它个鼻青脸肿的架式来。唉!事到如今,我深刻理解了那句老话:有理不在声高。既然理有所亏,嗓音只好调大些啵。

首先我以平静的语调,从理论上简单强调了一下贩毒罪的主观要件——这不是故弄玄虚,因为在证明肖某对贩毒 “明知”这个问题上检方有闪烁其辞,现有证据在证明其直接故意上显得中气不足。其次,由于物证灭失,检方如何计算贩毒种类和贩毒数量也是个难题。我当然没放过,揭了揭这个烂疮疤。以上二点虽然都是辩论中的实质性问题,但根据最高院、最高检的有关处理贩毒问题的相关规定还是点到为止吧,没有必要展开。我突然想起女检察官在起诉意见结束前谈到毒品的巨大危害,苦口婆心阐述严惩毒品犯罪的必要性,我的确也非常敬佩“女超人”,但,这是个虚拟问题。我突然灵机一动,冲口而出:“自由与生命大于一切!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关乎每个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关乎其一生的名誉与命运,甚至其生与死!因此,无论出于多么好的动机,控方也应当严格遵守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仅凭主观臆测,不能以心定罪!”可能是我的嗓门突然提高,旁听席上那些昏昏欲睡、东倒西歪的人骇得呼啦啦地坐正了,我余光扫过,不禁偷笑!

关于肖某与其下家的关系,我抓住二人系从小一起长大的特殊亲密关系,以邻居小男孩替隔壁老太太买棕子糖的比方阐述肖某其并无贩卖的故意,“小男孩替隔壁老太太跑腿买棕子糖,难道他就是个糖贩子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我肯定让老百姓听懂了,但和气的女法官会不会同意我的说法涅?我偷眼看看女法官,把物的占有与交付概念绕了进去,将他主占有与自主占有,委托代理与无权处分等扯了一通,希望打动女法官那颗仁慈的心,对肖某网开一面。

关于肖某与其老板的关系,因有对方老板的不利指证,我只得用一句谚语来解释:“鸟儿知道鱼在水,鱼儿不知鸟在飞。”轰的一下,旁听席上又一阵骚动。我侃侃而谈:二位老板,你们就象天上的鸟儿一样,肖某却是水里的鱼儿。你们在上面商谈好交易,心知肚明他是减少你们交易风险的马仔,那何以证明肖某也知道?!他手里只拿着没拆开的香烟盒,怎么知道这是毒品?旁听席上又一阵窃窃私语。我赶快见好即收,结束这“无理”的辩护罢!“综上所述,肖某贩毒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法庭给予考虑,作出公正的判决!”总算没有臭鸡蛋丢过来,我松了口气。阿弥佗佛!和气的女法官,这个无罪辩护,你快快笑纳了吧!




所以,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如果既要维护被告人的最大利益,又要从辩护的意义上赢得案子,那么,寻找一切对被告人有利的因素,作罪轻辩护是通常最稳妥和有效的做法。如果这里也有盟友,那盟友只能是当事人,双方努力配合去争取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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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燕律师,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中国家事法苑华东地区成员律师。专业致力于中国私人法律顾问,探索中国民营企业家私人企业法律事务、婚姻家庭法务及家族产业投融资法律事务。以民商法务为主,兼具民营企业刑事风险防范与相关刑事辩护。工作务实、守信,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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