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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具体特定第三人 明晰第三人利益

郑磊 2014-06-09 16:10:58
明确具体特定第三人 明晰第三人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均涉及了恶意串通行为的相关规定,但是对恶意串通合同的概念我国法律法规尚没有明确其定义的界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之一,该类案例时常出现,但是被宣告无效的恶意串通行为却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关于“完善及修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制度”的建议之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中的第三人,应明确是特定第三人,决非不特定的群体。

我国的恶意串通民事法律制度中,没有对第三人做任何的限定,导致第三人利益的范围模糊,长期为理论界所诟病。笔者认为,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利益应予以区分的观点,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当是损害的特定的第三人利益还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如果损害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实质上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应当为绝对无效。如果损害的是特定的第三人利益,则应当属于相对无效的合同,只能由该受害的第三人主张无效。这里不评价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观点多大程度上为我国民法理论所认可,唯独想借鉴的是,不特定第三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近,均近似于社会公共利益,这类恶意串通损害的合同行为应当是绝对无效的合同。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虚伪表示立法中应当对第三人利益加以限定,避免与社会公共利益出现同义反复。

在民法领域中,私法自治原则是对个体在法律关系形式过程中的自己意愿的认可,因行为人恶意串通所做出的行为使特定的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时,在受害的第三人知道后又由于又种原因不主动行使其主张利益受非法恶意串通之损害时,或者受害第三人就是不主张,放弃了其主张的权利,此时观点不一,但笔者认为此时应该尊重受害第三人(特定第三人)的权利,毕竟此时的恶意串通行为只是侵害了特定第三人利益,尚属于民法上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当事人包括受害的特定第三人有权利主张,当然也不权利不主张,这是民法私自治原则的体现,这样的理解和认定,也有利于当今社会交易的相对稳定性。

当然,如果行为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行为,损害的是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时,笔者认为此时该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行为,因为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到不特定第三人利益,此时的不特定第三人与特定第三人不本质区别,不特定第三人并不能确定第三人的范围,该恶意串通行为所损害的范围也随之不能确定,可视为损害的是公共利益或是集体利益,该种损害的法律效力不能由某个特定第三人主张或放弃来决定其合同行为的效力,故笔者认为行为人因恶意串通损害了不特定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时,该种合同行为应属于绝对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立法规定的第三人不能泛指不特定的第三人,否则与国家、集体造成同义重复,应当具体指向特定的第三人。对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合同必须绝对无效;对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损害,不会直接导致社会利益的损害,法律没有必要规定其绝对无效,应当赋予利益受损方权利,根据自己的利益判决,决定合同的最终效力。总之,应当本着协调私法意思自治和禁止权利滥用为原则,正确解释,划分解释、划分特定第三人利益与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

关于“完善及修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制度”的建议之四: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之实务认定的制度化建议。

一、建立严格的恶意审查制度。

由于恶意串通行为存在较强的欺骗性、隐蔽性,所以我们审查时要采用多方法、多维度同时进行为宜。笔者认为审查人员应该通过对法律理论分析、事实情理分析以及行为人的心理分析来断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审查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审判意识和司法技能,围绕法理来展开思考。关于法律理论分析:审查人员对于该行为应该全面地予以审查,从立案、证据的真实性、严格依照法律程序等多方面综合审查;同时结合事实情况再运用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规定及法学理论来全面分析。关于事实情理分析:审查人员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来进行判断,当然审查人员也应该以客观事实和证据为准绳,不能主观臆断。行为人之行为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或者交易习惯等,可能存在恶意串通之嫌疑,此时审查人员应该提高识别的警惕性,重点排查,提出自己的合理怀疑,还可以到相关部门走访调查或者追加相关权利人的方式来更全面的审查待证事实。关于行为人心理分析:就是分析行为人在其行为或诉讼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以此推定行为人行为的动机与目的,并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材料查明待证事实。审查人员应该认真思考分析每一案件的突破口,主要有双方利益评判、行为人关系分析、案件发生背影、特定事件、生活常理等等。同时,审查人员也应该结合此类案件的特点,来总结分析恶意串通行为的共性特点,以此为今后的审查工作积累宝贵的业务经验。

此外,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且仅仅通过审查很难以查明的事实,我们可以对争议事项进行司法鉴定予以查明,比如对于签字或印章陈述不一时,就可以通过司法笔迹鉴定予以查清事实。笔者认为:在审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时,我们可以应用测谎技术来测试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目前司法实践中,测谎技术更多地适用于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民事案件适用并不多见,而测谎技术适用于该类行为能帮助审查人员更有效的查明事实。同时,笔者还建议,我们可以尝试着审查机构建立恶意审查委员会,发现有存在恶意串通的重大嫌疑时,审查人员应及时提交来意审查委员会进行研究讨论,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

二、完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法律制度。

规避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在目前亟需提升审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准确审查怀疑事实和正确适用现行法律,同时我们最终还需要从立法层面上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是规制恶意串通行为的基本方式。

首先,我们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诉权,诉权的行使一般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也是当事人将争议引入司法程序的权利依据。虽然受害人也可以依据目前的法律来主张权利,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基本判断准则,以便受害人和审查人员进行提前判断。其次,我们应建立和完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审查前置程序,这样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如交换证据、诉求表述、确定争议焦点等。最后,我们应当给予以审查人员更大的审查权力。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审查模式通常更偏重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在此我们应重新思考在常规审查模式的情况下如何识别恶意串通,笔者认为:通常恶意串通行为是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但是有些情形严重的行为可以上升到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尝试赋予审查人员一定范围的审判侦查权,探索民事审判权与刑事侦查权在审查恶意串通行为中的合理对接。

第二,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是规制恶意串通行为的必然趋势。

刑法处罚恶意串通行为在民国时期就有案例,如民国最高法院1939年上字第3912号判决指出:“上诉人提出伪契,对于他人所有之山场林木,诉请判令归其所有,即系向法院施用诈术,使将第三人之物交付于已,虽其结果败诉,仍于行使仿造私文书罪外,成立诈欺未遂罪名”。目前,司法实践中很少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采用刑事法律处罚,通常只是采取司法拘留的处理方法,甚至于只是将恶意串通的行为认定无效后由仅由民事法律调整,这样不能有效的发挥刑事法律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警示惩治作用。




故为了惩治恶意串通行为、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及维护社会公平交易秩序,笔者建议刑事法律应该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加大对其的打击力度,可明确列明几种常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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