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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效力

郑磊 2014-06-09 16:18:06
细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效力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均涉及了恶意串通行为的相关规定,但是对恶意串通合同的概念我国法律法规尚没有明确其定义的界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之一,该类案例时常出现,但是被宣告无效的恶意串通行为却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关于“完善及修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制度”的建议之五:细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效力的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引入虚伪表示进行立法。

由于目前的恶意串通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及不足之外,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虚伪表示理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引入虚伪表示进行立法。虚伪表示包含着真实表示的效力在我国现行立法没有作出规定,建议我国未来的虚伪表示立法对此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

我国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行为的立法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可以通过各种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方法予以弥补,但都没有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影响了我国民法理论对外国先进理论的借鉴和学习。笔者认为,我们应适时放弃我国现存的立法方式,引进更为先进的虚伪表示立法方式。

当事人之间的通谋,构成了共同的主观恶意,法律必须给予否定性评价。“如果虚伪表示意在移转权利,则权利不能移转,从而出让人可请求对方返还已移转之标的物,债务人也可以虚伪表示为由,拒绝对方所提出的履行请求”。此时的合同属于绝对、确定无效的合同,任何人均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当事人不得履行,已经履行的,应当返还所得利益,恢复原状。

虚伪行为的违法性、无效性并不影响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区别对待两种行为从经济法学派的角度上讲,是经济效率最优化的表现,符合社会的需要。虚伪表示主观要件上不再强调有意。虚假表示并不要求主观上合同双方当事人一定处于故意的心理状态,认为恶意不过是知道某种事实或者情势的主观状态,至于其恶意的有无如何并不探究,仅在例外的情况下,除要求知道外,也要求具有希望结果或者放任损害事实发生的主观状态。由于这方面一主观因素易于确定,因此在大陆法系的司法实践中,恶意串通的认定困难相对较小。笔者认为,这种更为合理的立法方式应为我国所采用。

关于“完善及修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制度”的建议之六:给予善意第三人选择法律救济的权利,明确善意的标准。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行为中的第三人,我们更应该尊重受害第三人自我救济的权利,该类合同是否对合同行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有效力,我们依据善意与否区别对待。对于利益受到侵害的第三人,法律不应该一概地给予救济。区别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是给予第三人何种救济权利的逻辑前提。对于恶意第三人而言,虚伪表示当然无效,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恶意,使得源自错误的利益丧失了正义的基石。对于善意的第三人,基于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虚伪表示对于善意第三人产生效力。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是保护社会的交易秩序,否则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将解体,交易成本将大幅增加。

注重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就要明确善意的标准。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善意一词: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已的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或者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第三人善意,应以第三人与串通虚伪行为效力发生利害关系时为准。善意是第三人获得法律救济的通行证,善意证明的使得性应为立法所充分考虑。我们应给予善意第三人什么样的救济权利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基于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基础上的撤销权理论,也即无效行为可撤销理论。这种观点从无效合同制度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竞合角度,主张应给予善意第三人撤销权的法律救济,并从适用条件、程序上的使得性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此种立法建议确有合理之处,这里不再阐述。笔者认为,应当给予善意第三人选择权法律救济的具体适用,使善意第三人充分行使表达权利的意思。




应本着便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目的进行制度设计,尽可能低地设计制度门槛,使更多的善意第三人切实的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我国未来的立法应当在此问题上作出明确的表述,避免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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