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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方法院听审见闻录及反思(上)

梅春来 2014-10-13 09:13:50
台北地方法院听审见闻录及反思(上)



去台北地院旁听,有安检门也有警卫,但我是背个旅游包直接从安检门进去了,他们不会对人和物进行特别安检,也不用核查身份并予以登记。在台北地院,安检门类似于我们大陆的超市出口,只要没有报警声音,警卫是不予特别管制。

台湾司法见闻(一):【安检问题】去台北地院旁听,有安检门也有警卫,但我是背个旅游包直接从安检门进去了,他们不会对人和物进行特别安检,也不用核查身份并予以登记。在台北地院,安检门类似于我们大陆的超市出口,只要没有报警声音,警卫是不予特别管制。除了警卫之外,台北地院还会有司法志工,类似于大陆的社会义工,他们的的职责是给一些普通民众提供服务咨询,因为北台地院一楼的诉讼服务大厅真的很大,需要有人做这份指引。

台湾司法见闻(二):【立足于服务】台北地院诉讼服务大厅就像大商场一样,有休息的地方,也有喝水的地方,甚至有银行的自动框员机,功能很齐全,大厅有收文窗口、羁押递件窗口、及收款付款窗口,羁押窗口可以提供嫌疑人羁押时由法院临时指定的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整个诉讼服务大厅主要的服务标准是所有的当事人进来之后,可以一条龙全部办完,不像我们这边,有些法院为复印一張纸要当事人跑几条街的事情出现。

台湾司法见闻(三):【法官名字公示】台北地院有民事庭、刑事庭和侦查庭,侦查庭相当于羁押庭,犯罪嫌疑人要不要羁押或准予保释由法官裁定,但侦查庭是不给旁听的。台北地院的法庭法官席和原被告及证人席位与大陆一致,法官身后上方是天平,天平中间是法棰,象征法官审案和裁判公正,我们大陆法官身后上方是国徽,代表国家执行审判权,两者含义有差别。台北地院法官袍为蓝领黑袍,律师袍则是白領黑袍,检察官袍是紫色,一律都穿,有别于我们大陆这边。台北地院民事庭门口设报道处,有值守人员一名,主要是核实原被告及律师到庭情况,法庭上审判长、书记员、通译全部诠刻姓名于铁牌之上,可以让所有参与诉讼和旁听的人都清楚的知道案件是由谁在处理,这一点很公开透明,不像我们这边只挂着审判长、审判员的铁牌却没有名字,让旁听的人根本不知道法官是谁,台湾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台湾司法见闻(四):【女法官声音很嗲】由于北台地方法官的姓名都公示在法庭的铁牌上,因此,我很清楚我旁听的这个法庭的审判长是梁梦迪法官,老实说梁梦迪法官真的很漂亮,可以与林志玲有得一比,林志玲比梁法官年龄要大多了,所以梁法官青春气息直溢,再加上梁法官声音真的很嗲也很娇柔,令人难忘记,我总是记得梁法官每次说话总是习惯用手摆弄一下长发:“许先生,我已经听几天的证人陈述,相信你委任的律师一定会向你介绍本案专业意见,这个案件赔偿30万这样子可不可以啦”?“那梁先生,他巳没有工作啦,但他还是有诚意来赔啦,可不可以这样子结案,让大家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为这件案件影响到各自的生活情趣? 梁法官说话的语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林志玲和蔡依林说话的神态就知道了,不是故意这么嗲,是因为她们日常的说话的语态就是这样子的。

台湾司法见闻(五):【言辞辩论】台湾实行的是言辞辩论原则,采当事人主义,比如梁法官审的这一宗案件,大致案情是许先生与梁先生妻子有染,梁先生报警,警察出警,在这个过程中,许先生迫于当时事态与梁先生达成一份补偿100万元台币的协议,事后,许先生认为当初签订这份协议是迫不得以,现提告要求撤销,根据庭审情况,梁法官已传召多位证人出庭,今天审理的仍是根据原告的申请传召一位当初处理过他们事情的警员出庭,以确定协议是否受欺诈或胁迫。类似案件换在大陆审就非常简单,只要协议上有原告签名,法官往往会以原告无证据证实协议是受欺诈或胁迫签订,故对其撤销主张不予支持,据此驳回。但同样的案件,台北地院是每个证人都必须出庭,而法官则必须主持开一次庭让双方都有盘问的机会,直到双方所有的诉讼证据及言辞陈述当庭全部开示完毕。

台湾司法见闻(六):【言辞辩论的优劣】我们这边曾有法官说,他很欣赏这种言辞辩论,曾经在自己的庭上试行过,但发现实在太啰嗦也太浪费时间,最终放弃试验。确实台湾这种让每个证人出庭作证的做法一定会拖延诉讼的进度,以我们的角度看证人和当事人的说法很多都是废话,判决结果一清二楚,为何非得听这些废话来浪费时间云云,以前我也认同,因为当事人的话从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讲确实很多都是无关重要的废话,但这次台湾听审让我有新的思考,比如这起案件,梁法官说已听审了好几个证人的陈述,这意味着已开了好几次庭,但从原告的态度看,他已经开始接受这个案子他赢不了的事实,从普通当事人的角度讲,他认为在当时梁先生报警并以刑事提告的方式让他在恐慌之下签订了补偿协议肯定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因此,协议存在胁迫的情形,此案原告律师重点询问警方在处理时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原告他有委任律师处理的权利,有没有履行类似于米兰达规则的告知,被告律师则着重询问整个协议签订的过程中梁先生有没有不当采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原告签订协议,针对这些问题,出庭警员回答,告知是在第一时间就对原告说了,警方出警处理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未发现梁先生有威胁的情状,但当时原告许先生非常不自在。

相同案件,我们大陆法官仅凭书证判断,但台湾法官则遵循当事人的要求全部传召证人出庭,让各方当事人出尽所有招数,最后由法官在主持调解时适时对胁迫的法律概念作了释明并告知了以往的相关案件处理的结果,原告许先生同意赔偿,但提出希望减少赔偿金额。这种言辞辩论虽然程序冗赘,但通过多次庭审无疑会让得不到法院支持的当事人慢慢接受对其不利的事实,而反观我们的审判,虽然快速,但当事人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明明是受胁迫的,而法官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为什么不传召证人出庭说明,为什么法官老是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打断我的说话?所以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法官是武断的,法官对我是有偏见的,然后就是上访投诉了。

因此,我观察的结论是,司法的公正性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台湾法院针对这样的案件其判决结果一定与大陆法官的判决结果一致,但台湾法官允许当事人出尽所有招数、并耐心听取当事人所有与本案看似无关的废话,且全程庭审程序公开透明,即使最终仍判你败诉,当事人也自然就没有多大脾气,因为,双方在一审的时候所有的诉讼招数都用尽了,所有的话都讲过了,所有质疑和否定性意见都听取过了,最后能不能赢不用判决,相信他自己都知道结果了,还有什么好上访或投诉的?

反观大陆司法,法官常说,原告不要讲与本案无关的话,或法官总说这个问题你已讲过了,不要重复等,法官总是不断地打断当事人的发言,往往已在当事人心里激起一肚子闷气,再领到一个对其不利的判决,其效果不亚于点爆闷气的导火线,当事人总是会说,你说我证据不足,那我开庭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我发言?你都没有听过我的意见,怎知我的证据不足?所以两者对比,虽然裁判结果一样,但庭审过程不一样,判决的说理过程也不一样,导致了大陆这边的当事人不接受判决,不认可判决,甚至根据庭审法官打断他的发言而迁怒于法官审案的不公正,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纵观大陆这边,有关这一类的研究,仍是相当缺乏,法官们总是抱怨明明我的判决毫无问题,为什么当事人非得坚持到处上访投诉,其实就像上列梁梦迪法官主审的这起案件一样,当事人认为受到“胁迫”与法律上受到“胁迫”是不一样的,法官天天审同类案件,司空见惯也习以为常,而当事人可能生平第一次踏足法庭,要让当事人慢慢接受法律上的“胁迫”概念是需要有个过程,我们始终缺失了这个过程。而台北地院这种连续传召证人分数次开庭的做法相当值得我们借鉴,实际上我认为法官是早就知道案件的结果,但开庭是目的不是直接告诉当事人结果,而是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感受到他在法庭上是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或者法官会关注是否会因先入之见的原因而忽略了有关案件的重要事实,他们这就是通过这种庭审过程让当事人慢慢接受法律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台北地院或言辞辩论的作用主要的功能是让当事人慢慢理解并接受法官裁判的理路和理解并通过庭审教育或改变当事人的法律观念,而我们大陆法官仍停留在将案件尽快审结为目的,对庭审的宣导功能鲜有足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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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使自己的脑袋保持清醒,以思考法与社会的关系,期待用个案慢慢改变周围,虽然效果甚微,但只要有改变就有价值,代理行政诉讼(不接受政府委托)、医疗案件(只接受患者委托),梅律师执业向来遵循“对弱势群体要敢于扶持,对强势群体要敢于叫板,对法律正义要敢于坚守,对委托的案件要勤于尽职”的理念对待手中的每个案件,充分保障每一位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民众的权益从来是争取来的,法律不保护对自己权益漠视的人。-----梅春来律师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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